原标题：唐诗与敦煌葡萄石榴纹的互文性探微

从标志学角度来看，诗歌言语与绘图言语相互之间存在着“互文性”风景。“互文性”是文体文本生成的一种首要表面：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几许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庸。（〔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史忠义等译《标志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互文性是文体行径的首要特色，行动一套强有劲的解释器具，自身即蕴含着跨文化、跨学科的比拟框架，烛照出行动标志的文本与其他文本、语境以及作品之间道理互动生成的历程和轨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由于有大批的藏经洞干系文件诸如建窟好事碑记、发愿文等,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石窟的盘问,一定程度不错找到文件佐证，石窟与文件相皆集,使窟窿自己的历史愈加鲜美。

除敦煌出土文件外，唐诗不错为敦煌石窟壁画、荫庇纹样的释读和盘问提供大批佐证。唐诗中多联系于缠枝葡萄纹的纪录，如“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发火园”，再如“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葡萄长带”形色的是荫庇了葡萄纹样的衣饰。唐代东谈主也在追求荫庇好意思的进度中不停演变荫庇纹样图案，施展出更显明的向东谈主间生计调换的特征。灵通目田的文化昂扬训诫了唐代东谈主追新逐异的精神追求，盛赞“新样花文配蜀罗”“遥索剑南新样锦”“舞衣转转求新样”，这些诗句的画面感极强，和会跳舞、音乐、纺织品和纹样艺术等，体现了艺术作品之间的互译，或谓之艺术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也被译为“文本间性”，是指任何文本的形成都与该文本除外的标志系统干系联，都是对其他文本的罗致和调换，是文本之间的平直援用、融入、指涉、拼贴、师法、戏拟等手法迷惑起来的文本关系。历代诗歌为咱们提供了其他史料不可代替的样本，唐诗中的生计风景、工艺好意思术、地名、当然景不雅，行动诗东谈编缉下的“料想”，大批出当今诗篇中，这些料想反应了西域在那一代诗东谈主心目中的印象和不雅念。

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葡萄酒和葡萄纹一直是东谈主们赞扬的对象，据《唐会要》纪录：有些品种的葡萄酒在公元三、四世纪时就如故传入了中国。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博物志》中纪录了许多古时间的名胜和异物，史册中最早纪录葡萄酒的，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记》，所谓“宛支配以蒲陶为酒，富东谈主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上》中说：“今北谈诸州，旧冷静、北地之境，频频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到唐代时，葡萄的教养才比拟普遍。葡萄在教养、不雅赏和食用的历程中，决然融入了华夏文化的血脉，千百年来咏唱不停。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壁画，就绘有葡萄架、葡萄树和酿造葡萄酒的画面。

初唐时期，唐王朝不停向外开疆拓宇，丝绸之路沿线文化得以涌入华夏。灵通的战略使得唐代东谈主乐于秉承异地、外族艺术，葡萄石榴纹在这种兼收并蓄的社会民俗中盛行于世。葡萄纹、石榴纹（巧合二者的组合）荫庇图案被日常诈欺于多样器物，葡萄、石榴与瑞兽、禽鸟、藤叶的组合纹样大批出当今铜镜和织锦中，鬈曲婉转、目田翻卷的唐代葡萄缠枝石榴纹相称适合唐代雍容繁华的审好意思趋向。葡萄纹在各样载体上的施展模式不尽相似，最为常见的是缠枝状构形，在金银器边饰和碑刻、砖雕（图1）中较为常见，其次是适形特征的团窠状构形，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织锦（图2）、石窟藻井图案井心纹样（图3）中出现较多，另外一种为壁画中的散点式构图，行动荫庇点缀，随机出当今壁画中。

初唐以降，雍容丽都艺术民俗盛行，东谈主们审好意思水平以及审好意思需求进步，不再满足于浅近的艺术荫庇。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时期的审好意思趋势，也反应了文化交流和和会的风景，为唐代工艺好意思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魔力。与此同期，莲花荫庇渐渐演变出愈加丽都紧密的形态，成为唐代工艺好意思术中的首要施展模式之一。繁华盛世中，对纹饰的追新逐异，决然成为一种快意荣华的精神享乐。

《全唐诗话》更为全面地诠释了皇帝“夏宴葡萄园”带头烦闷的旧例：“凡皇帝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戏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屠，献菊花酒称寿……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其时东谈主所歆慕。”《全唐诗》中对于葡萄（对于葡萄，古诗词中称谓不一，如蒲萄、蒲陶、蒲桃等）和葡萄纹的诗句数目颇为可不雅，有50多首，如专家耳熏目染的王翰《凉州词二首》中的“葡萄好意思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随即催”，李白《对酒》中的“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西域的葡萄酒因唐太宗的赏玩风靡初盛唐社会。对于葡萄酒的流行,《唐会要》卷二OO提到：“公元647年突厥的叶护纳贡太宗皇帝马乳葡萄，串长二尺，色紫。”《唐书》亦曰“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孝敬，东谈主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醒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再如李端《胡腾儿（一作歌）》：“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胡腾儿，胡腾儿，闾里路断知不知。”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渐闻玉佩响，始辨珠履躅。遥见窗下东谈主，娉婷十五六……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阎德隐《薛王花烛行》（节选）：“合欢锦带蒲萄花，连理香裙石榴色。”上官仪《八咏应制二首》：“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蒲萄带。”曹松《白角簟》：“蒲桃锦是潇湘底，曾得天孙价倍酬。”

由上述诗文不错看出，葡萄纹到了唐代，在织物上如故十分普遍了，阐述在唐代“汉着胡帽，胡着汉帽”的社会环境下，唐东谈主和在华西域外侨的服装上都不乏葡萄纹样。葡萄纹样随之在唐代广为流行，成为东西方全球共同赏玩的主题。缠枝葡萄纹，枝繁叶茂，一片祈望，如葡萄唐草文绫纹样（图4），雍容丽都，同样是一片盎然祈望，同类型的葡萄石榴缠枝纹有日本正仓院的碧地缠枝葡萄石榴纹纹锦半臂、葡萄石榴团花舞凤纹锦、狩猎顶真葡萄石榴卷草纹锦幡残片、巴黎吉好意思博物馆的唐代棕色地葡萄藤花凤凰纹锦，以及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红地葡萄纹锦。唐代染织图案的颜色恶果，不错称得上是唐代工艺用色之冠。“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东谈主时难。红迷皇帝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这无疑是对晚唐织锦的欷歔。

唐东谈主尚新，“新样”是唐诗中赞扬纹样的常用文辞，如“新样花文配蜀罗”“新裁白苎胜红绡，玉佩珠缨金步摇”“遥索剑南新样锦”“葳蕤金缕光”“舞衣转转求新样”“作事更裁新样绮”等，诸如斯类。诚然，追新求异习尚的成因有其特定的东谈主文成分，大体从武周时期起，旧的贵族阶级渐渐被科举入仕的新贵替代，他们澌灭了旧贵族在念念想上的矜执和保守，在尽情享受物资钞票的同期，无所费神地宽贷和创造壮盛计。有唐一代，无论是织锦产物、工艺好意思术器物，如故释教古刹石窟，都具有“求新多变”“融汇中西”“富丽堂皇”的特征。体当今荫庇纹样限制等于奢靡气味、雕琢与当然之好意思迎合的旺盛昂扬，这在敦煌石窟藻井纹样中得以显明体现。

开元时期，敦煌石窟宝相花又有了新的变化，进一步向写实标的发展，向牡丹花滚动，这一风景受唐代社会民俗和与之干系的工艺好意思术居品制造之影响。唐东谈主甚爱牡丹，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对牡丹有这么的纪录：“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牡丹花行动园林花木栽培并广为众东谈主所帮手应是开元年间的事，《全唐诗》中收录的与牡丹花干系的诗词有一百多首，开元时期牡丹风靡之盛况便不错由此管窥。唐东谈主对牡丹花的疼爱是牡丹纹形成的精神基础，宝相花中云曲瓣的出现和流行也正折射出这一风景，《群芳谱》载“唐开元中，寰球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如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谈“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李肇等撰《唐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

“熔铸”一词取自《文心雕龙》“辨骚篇”,用其“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之“广义”。“熔铸”一词，不错用来刻画敦煌石窟藻井图案，尤其是其中的葡萄石榴纹、宝相斑纹，此外还有石窟壁画边饰和头光中的卷草纹。唐东谈主似乎将各样工艺好意思术中的纹样打碎，再再行组合，创造了同期期审好意思情味一致、但形态鬼出神入的纹样。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手艺史》第一卷中说：“唐代是东谈主文方针的，而宋代则比拟侧重于科学手艺方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手艺史》第一卷）九九归一，唐代图案题材立场的巨大变化，又并非艺术自己所能决定，决定它的仍然是履行生计，入世念念想降服了出世的幻想方针，艺术开动走向履行，对履行的歌颂代替了对神界的赞扬。这如同敦煌石窟主题念念想，从早期的忍辱死心滚动到唐代经变画中的西方极乐念念想，石窟藻井中新出现的葡萄纹、石榴纹、宝相花等纹样成为初唐莫高窟的“前卫”,这同样与履行生计同步。

在唐代，文东谈主文士还会在葡萄园中举行宴乐，在唐东谈主《景龙文馆记》《白孔六帖》和《锦绣万花谷》文件中同样有记录。《太平御览》：西域有葡萄酒，历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唐代在长安的货仓中还不错买到用波斯诃黎勒造成的一种奇异的酒，而八世纪时用波斯法制作的葡萄酒则无疑来自石国。好意思国粹者薛爱华在《唐朝的入口货盘问》一书中说，葡萄酒的制作手艺，在唐朝如故存身生根了。大批诗歌和文件纪录标明，唐代相称流行西域葡萄酒，传入中国的西方酒器上频频不错看到立体的葡萄纹。

瑞兽葡萄镜在唐代颇为流行，其镜钮为兽钮，内区有高浮雕瑞兽盘踞在葡萄藤叶之中，外区饰有葡萄藤蔓和飞禽等，天真道理道理，如五瑞兽葡萄镜（图5）。铜镜上的瑞兽葡萄纹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欣欣向荣。包括海兽葡萄、海马葡萄、莺鸟葡萄和畜牲葡萄等多种。孔祥星在《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一书中诠释了瑞兽葡萄镜的分型与分期,该书提到瑞兽葡萄镜可分为瑞兽葡萄镜和瑞兽鸾鸟葡萄蔓枝镜两种，后者是由瑞兽镜的外区开动向内区徐徐加多葡萄蔓枝演变而来的。瑞兽葡萄纹铜镜在题材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严格罢休，但其方针显明是为了让东谈主们看到一个既枝桠闹热、果实累累，又有禽鸟走兽乐在其中的场景。瑞兽葡萄纹镜和唐代铜镜紧密接续，许多东谈主觉得瑞兽葡萄纹镜为唐代专有，但事实并非如斯。其实，五代、辽、宋等时期也频频出现这种纹饰，尽管在数目和质料上都无法与唐代相失色。陵阳公样在唐东谈主诗句中也可见，如元稹诗云“海榴红绽锦窠匀”，等于指用石榴卷草作环的团窠动物纹；卢纶诗云“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均是指以花草为环的团窠麒麟、团窠凤凰图案，而麒麟和凤凰恰是窦师纶所创陵阳公样中游麟、翔凤的实例。

丹纳在《艺术玄学》一书中曾说，艺术家自己，连同他所产生的沿路作品，也不是伶仃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精深，等于他所从属的同期同地的艺术家流派或艺术家眷属（〔法〕H·丹纳著，傅雷译《艺术玄学》）。这一结论对于咱们盘问中唐诗歌和绘图艺术，包括释教艺术，不无启发与联接的道理。文体的发展变化，是一种详尽而又十分复杂的风景，除了社会政事、民族特色、个东谈主成分、传统文化及外来影响等成分外，在文体、艺术与玄学等文化念念想限制内，频频会有一张无形的麇集，使它们相互疏通，并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共同的特色与一致的倾向。唐代文体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发展变化，同样不可脱逃这张麇集，又如丹纳所说的那样，这种艺术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扫尾。笔者觉得料想时期民俗，不错窥见敦煌石窟艺术与其时文风和社会布景之间的关联，而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关联。从工艺好意思术作品的变化，咱们不错洞见这一趋势，艺术作品的“物象”是一种特等的具象化的文本模式，是一种诗性言语，起原于履行，又高于履行，渗入着艺术家对履行社会生计的清楚与遐想。

（作家：陈振旺、韩晓芬，分离系深圳大学艺术学部证明、深圳大学敦煌艺术翻新盘问中心博士后）